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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岛体育半岛体育半岛体育历朝历代开国，几乎都绕不开一个怪圈，即功臣反叛与被屠戮。尤以明朝和西汉最为典型，即便开明如李世民，宽仁如赵匡胤，也多少发生过一些君臣龃龉的惨案。唯独东汉建立后，刘秀帐下的主要开国功臣，无一遭到清算，也无一人反叛，除了牺牲的，全部安享晚年！
有人把这种情形归结为帝王的自信，朱元璋和刘邦出身低，疑心病太重，需要通过杀戮，建立皇权的至高无上。这是一条理由，不过刘秀的功臣们，远比朱元璋和刘邦的功臣们凶悍，他们都是拥有私家武装的豪门士族集团，本质上他们在刘秀的公司里，拥有一定比例的股份，份量哪是胡惟庸蓝玉、韩信彭越能比得了的？
有权力的地方就有斗争，实力的对比，阻止不了欲望的膨胀，很显然，君臣的实力对比和性格差异，不是主要原因。
真正的原因就是，刘秀建立的“双轨制”政治结构，从一开始就界定好了功臣们的责权利，双方按照“合同约定”，履行各自的义务，享受应得的红利，避免了利益纠纷！
所谓“双轨制”政权结构，就是构成帝国政治力量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，功臣集团和文官集团，以两条平行线独立运行，互不参与；功臣集团负责打江山，文官集团负责治天下。
正是这个看似非常荒唐的结构设计，让功臣集团明确了自己的身份和使命，以及取得天下后自己的权利。所以避免了两大集团之间的矛盾，以及与皇权之间的冲突。
我们知道，刘秀建立的东汉政权，其实是一个皇权与士族豪门集团共治天下的政权。正是基于这个模式的设计，刘秀才奇迹般地，从更始政权的一名打工仔，仅仅用了两年时间，就夺取了天下。
也就是说，刘秀的胜利是顶层设计的胜利，“权力股份化”，让刘秀政权得到了天下实力最强大的士族集团的支持。
不过，权利没法量化，“股份”只是虚拟的，如果没有“量化指标”，权利斗争不可避免，依然逃不脱君臣之间的摩擦和杀戮。
“双轨制”结构，就是一个“权力量化”系统！它将功臣派的权利，限定在“以武功换权益”的范围，而文官集团则是“以文治换权益”。
刘秀如此设计，是基于现实环境的考量。士族阶层经过西汉末年的发展，以及汉末和新朝的动乱期，分化出了一批“豪门”。“豪”字表现，主要体现在家族私人武装的出现。还有相当一批热衷于啃书本的“耕读世家”，他们虽然也是士族阶层，但距离“豪门”还很遥远，我们姑且把他们叫做“士族精英阶层”。
在刘秀的“双轨制”结构里，“士族豪门集团”就是以私家武装入股的股东，“士族精英阶层”就是帝国的打工仔。“士族豪门集团”是产权所有人，“士族精英阶层”是职业经理人，双方管理权和经营权严格分离！
这个结构有效剥离了产权所有人，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权力渗透和相互冲突，也让他这个董事长兼总经理左右逢源，最大限度地维护了皇权的至高无上。
“双轨制”结构的胜利，就是因为它得到了“士族豪门集团”，和“士族精英阶层”的一致认同。
对“士族精英阶层”来说，“双轨制”让本该由“士族豪门集团”占据的国家治理权，让渡给了他们，对他们来说就是意外收获。同时，这个结构还阻止了“士族豪门集团”，对他们行使治权的干扰。
这在任何一朝都是不可想象的，历朝历代都是功臣派占据要位，士族阶层想要介入政权核心，只能依附功臣集团。比如西汉，直到汉文帝上台，功臣集团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。而功臣集团往往并不擅长于国家治理，他们占据高位，既是对文官集团的资源浪费，也是对国家的不负责任。
“士族豪门集团”为何赞同“双轨制”呢？因为这个结构，既给了他们今天，又给了他们明天！
对他们来说，虽然失去了“治权”，但作为“股东”，他们该享受的分红一点不少。刘秀出手也大方，万户侯比比皆是，超预期的分配，让他们的当下赚得锅满盆溢。最关键的是，刘秀又给了他们一份“期权”，即家族的长远利益。
其实，功臣们作乱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，他们知道自己的价值已经消亡，只有获得“治权”，才能延续自己的价值，才能保证身后的家族利益！利益驱使之下，不惜与皇权对抗！
刘秀通过“双轨制”，解决了功臣们的后顾之忧，他让功臣集团子弟们，纷纷进入文官集团，代替功臣们，延续家族的希望。
举个例子，云台二十八将第四位的耿弇，和他的父亲上谷太守耿况，爷俩都是刘秀的利器。刘秀早早地将耿弇的五个弟弟，分批诏入文官集团，甚至让他们都做到了九卿级别的高官。当初彭宠反叛，想拉耿况参与，耿况毫不犹豫地一刀砍了彭宠的使者！
“双轨制”政治结构，对新建立的东汉政权意义重大，效果也是立竿见影。它有效保障了各派的切身利益，消弭了各派系之间的利益之争；也让朝政格局更加简单，不受外来因素的干扰。同时它也避免了功臣派与皇权之间矛盾冲突，让新生政权平稳发展。
从长远来说，“双轨制”结构加速了功臣集团的消亡，同时又推动了“士族精英阶层”“豪门化”的进程。
功臣集团在“双轨制”结构下，很快退出历史舞台，这个进程在刘秀完成全国统一的建武十三年，以一刀切的武将交回兵权，归养封国为标志。武将们非常配合，除了一部分人以“特进”和“奉朝请”的顾问身份，隐藏在政坛背后，其余的一律退出历史舞台。
如果说，功臣集团的和平交权，解除了皇权威胁，是刘秀精心设计的结构，达到了预期效果，那么，“士族精英阶层”的补位，就很难说是凶是福了。
两百年后，士族豪门集团掏空了东汉帝国，所以，有一种观点认为，正是刘秀当初对士族豪门的倚重和纵容，导致了这个结果。
不过笔者认为，中国的皇权，直到明清才逐渐走向独裁，在此之前，它像一个蹒跚的儿童，皇权的支撑势力，就是它的监护人！西周是宗族势力，秦朝缺失，西汉由外戚势力替补，东汉是士族豪门，魏晋南北朝是士族豪门的升级版本门阀集团，隋唐之后是士大夫阶级。
如果东汉政权离开了士族豪门集团的支撑，它会不会是第二个秦朝？还能有二百年的历史吗？
任何一股政治势力的诞生绝非偶然，当它在某一个阶段，表现出积极意义的时候，在另一个阶段，也必然表现出消极的层面。在东汉帝国初期，士族豪门集团顺应了历史潮流，承担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。
因而，至少在当时，“士族精英阶层”的豪门化，是有积极意义的！至于这个变化是否在刘秀的设计范围内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
最后一个问题，既然“双轨制”结构那么美妙，为什么后来新生政权中，没有一位帝王复制刘秀的成功经验？
对这个问题的解答还是要回到特定的历史环境。东汉政权建立之初，正是士族豪门集团的成长期，势力远远比不上掌握了帝国命运的门阀集团。
也就是说，魏晋南北朝的四百年历史，其实是皇权最窝囊的一段时期，他们即便想复制“双轨制”，门阀集团也不会答应。谁愿意在鱼和熊掌可以兼得情况下，扔掉其中之一？
随着隋唐科举制的诞生，门阀集团彻底被历史淘汰，皇权也逐步走向成熟。而新诞生的文人士大夫阶级，完全不具备跟皇权抗衡的力量，这时候的皇权，还需要“双轨制”保驾护航吗？
随着朱元璋废除丞相制，文人士大夫逐渐成了皇权的附属品，皇权完全走向独裁，“双轨制”简直成了他们的笑柄！
也就是说，“双轨制”其实就是极特殊的历史环境下，诞生的一个特殊品种，不具备繁衍传播的特性！因而，它像一颗流星，只在那一瞬间发出耀眼的光芒，照亮了东汉帝国初年的欣欣向荣！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