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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岛体育半岛体育今天的文章主要是分析古代的门阀政治，根据之前的投票结果，决定增加一些辅助阅读。
门阀会以“父子相继”的方式，传承给儿子、女婿甚至义子，有着非常明确的传承脉络。
而财阀多以“兄弟相承”的方式，在师兄弟、同乡、同榜、同僚之间传承，传承的机制会非常的复杂。
依靠血缘为纽带门阀政治，从姓氏上基本就能分辨出来，譬如三国演义里面，除了罗贯中虚构的曹豹（草包）之外，书中姓曹的基本都是曹操阵营的。
司马懿死后，忠于司马懿的各股势力选择忠于司马师司马昭兄弟，而不是曹魏政权。
更不要以为刘备死前跟诸葛亮说“如其不才，君可自取”，是真心话。诸葛亮专权没关系，但如果敢自立，保准被刘备麾下的各股力量围剿。
而整个三国当中，最显著的莫过于“四世三公”的汝南袁氏家族的袁绍，祖上四代有6位三公（副国级），门生故吏遍布天下。
这使得袁绍本人虽只是渤海太守（河北省沧州市市长），但袁家故吏韩馥冀州牧（河北省省长）却要在袁绍面前低三下四，甚至袁绍可以利用家族势力直接吞并自己的直属领导。
而到了东晋，中国的门阀政治到达了巅峰，写《兰亭集序》的王羲之不仅是一个的文学家，还是东晋手握军政大权的重臣，他的高位并不是因为文采好，而是因为他是琅琊王氏的子弟。
王羲之家族几乎控制了东晋的朝局，其伯父王导是东晋政权的主要奠基人，就是那个“王与马共天下”的王，另一个伯父王敦，差点让司马家把帝位让给他来坐坐。
而跟王羲之一起在兰亭“流觞曲水”的谢安，就是刘禹锡笔下“旧时王谢”中的那个谢，作为是淝水之战东晋的总指挥，他的麾下拥有一支忠于陈郡谢氏的部队“北府兵”
因此，那一场在兰亭的文人聚会，基本上可以理解为不带东晋司马皇帝玩的一场北.戴.河.....
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，汉朝的卫霍舅甥、班氏三杰，三国的曹氏父子、诸葛兄弟，到东晋的王导谢安，一代代的超级巨星们将黑夜照如白昼。
追亡逐北，封狼居胥，投笔从戎，鞠躬尽瘁，官渡肥水这些中国历史上最璀璨和浪漫的故事，95%以上的精彩典故都发生在门阀政治期间。
而且，门阀政治之下的庄园经济，也很容易诞生强势的军事团体，使得国家一直处于扩张的状态。
哪怕是五胡乱华时期，南方依靠着北府军最起码在被血洗之前能保住东南半壁江山，北方的门阀更是同化了入侵的少数民族建立了隋唐，根本不像财阀政治的宋明那样面对北方游牧民族不堪一击。
由于门阀之间很容易形成联姻与联盟，因此内部竞争就会逐步消失，政治领域丛林法则的消失，很容易形成资本之外的能力等于零的情况。
就像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，是大将军的骑兵参军，到了打仗的时候，连自己的官职是什么都不知道，更不知道自己管了多少的骑兵部队。
尤其是到了门阀制度高峰的东晋，“只看门第不看人才”成为了常态，造成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世族”的现象，形成严格的姓氏等级制度.
政治上，社会人才流动性被门阀终止，经济上，门阀的庄园大规模土地兼并，使得各类矛盾迅速激化，最终引发政局的混乱不堪。
所以呢，回顾中国历史我们就会明白，能够在逆境之中集中力量、在扩张之中调集资源的门阀政治，只有在特定时期是有益的。
而一旦令其门阀长期控制朝局，王朝很快就会从内部腐化，并迅速引发国内的混战。
而中国的历史也决定了，随着隋唐结束，一旦当中原王朝的扩张脚步停下来之后，政局也就会迅速从汉唐的门阀政治，转向宋明的财阀政治。
读中国历史，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，朝廷内一直都在博弈，从汉朝的宦官外戚，到唐朝的牛党李党，宋朝的新党旧党，明朝的东林阉党，似乎这条主线一直都没变。
就像上一篇文章写得在唐朝初期之前，所有的博弈都是按照姓氏来区分的，每次一出场都是一大家子的人，譬如西汉，吕雉和吕泽、吕禄、吕产、吕台；窦漪房和窦长君、窦广国、窦婴；卫子夫和卫青、霍去病、霍光........
宋末的新党和旧党之争，并不是什么理念之争，而是南方人和北方人之间的博弈，查一下履历就会发现，旧党大佬们一色都是北方人和内陆省份半岛体育，而新党大佬几乎一色来源于东南沿海。
譬如旧党的领军人物中，韩琦是河北人，司马光和文彦博是山西人，富弼是河南人，欧阳修是四川人。
而王安石的新党中大佬们几乎一色都是南方人，王安石、曾布是江西人，吕惠卿、章惇、蔡确、蔡京都是福建人。
甚至后期围剿新党也变成了各个省份组成的联盟，譬如司马光为代表的朔党（山西），以二程代表的洛党（河南），以三苏为代表的蜀党（四川）。
这是因为从北宋中期开始，资本主义萌发迅速发展，各省内部形成了代表着各自利益的财阀，而台上的政治人物不过是各地利益的代理人，也就很少出现父子相承的情况。
最接明朝近于门阀的严嵩严党，儿子严世蕃也不过才做到了工部左侍郎，然后就被拖出去斩了，不仅没有撑到第二代，儿子反而死在了老爹的前面。
在财阀政治下，各地选择的是朝中帮助自身推行经济政策的代理人，代理人的博弈也都是利益之间的博弈。
这个从经济的角度很容易理解，王安石的变法遭受到巨大的反噬，本质是南方人推行有利于南方而不利于内陆的政策，遭遇到了北方和内陆省份的集体围剿。
换个角度，我们就能够理解王安石改革的困难，一个南方人搞一刀切下岗，在南方没事儿，但是在北方必然会被骂惨......
由于明朝是两京十三省，东林党汇聚的南直隶，是现在的江苏、安徽两个省，因此，东林党的大佬们也基本都来源于这个省。
而所谓的阉党，并不是魏忠贤的私人势力，而是由浙江的浙党、山东的齐党、湖北的楚党、陕西的秦党、宣州的宣党、昆山的昆党等诸多包围着南直隶的地域一起组织起来的一个联盟。
而东林党和阉党之间的冲突，本质是南直隶与其他省份这些不同的利益集团，在朝堂上政治与经济政策的竞争。
由门阀向财阀的转变，是由很多原因共同决定的，其中有两个特别有趣，一个是宋朝开始全面执行的科举制，另一个是宋朝首创的不杀士大夫。
在宋朝之前，官员和地主们都是没有人身以及财产安全保障的，因此只能依附于能跟王权博弈的门阀，以保全自身以及财产。
可是随着宋朝优待士大夫，地主阶级迅速解除了束缚，形成了一股独立的政治势力。
同样，过去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使得人才的向上进阶，只可能通过依附于门阀，普通民众被死死的框在土地上，根本没有向上晋升的机会。
因此，如果把北宋的政治领域改革，跟经济领域80年代做一个对比，就会发现，科举制在经济领域相当于“解放生产力”，允许民营企业经商，而不杀士大夫相当于“保护私有财产”，让民营企业放心经商。
对比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会明白，在解放生产力和尊重私有财产之后，资本主义就会取得迅猛的发展。
当然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地主阶级们崛起之后，相互之间也开始了权力的不平衡。
随着北宋降雨线南移和气温的下降，江南地区人口与经济飞速崛起，诞生了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。
同样，随着明朝商品经济的初步发展，以及大航海时代后中国加入到了国际贸易，南直隶地区凭借着江苏的盐和丝绸，安徽的瓷器和茶叶所带来的超额垄断利润，经济在江南地区独树一帜，因此也诞生了顾宪成为代表的东林党。
而这些利益集团形成之后，必然要寻求政府的政策向其倾斜，因此就会跟北方以及西部那些经济落后地区形成激烈的政策冲突，而且随着经济发展的拉大，都会逐步演化为不可调和的矛盾。
因此，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，东林党还是阉党，他们之间的矛盾，都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矛盾，是中国自宋朝以来财阀政治的体现。
财阀政治会推动经济的高速发展，但是也会导致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迅速激化。
因为重商的经济发达地区官员执掌了中枢权柄后，中央会执行较低的商税，但是国内各省之间没有关税壁垒，很容易导致经济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形成倾销，导致落后地区大规模的农民破产。
而且，更可怕的是，在财阀势力执掌权力之际，国家的战略往往会选择战略收缩。
在财阀们看来，只要北方能够成为商品的倾销市场，那么南宋并不介意北方姓金还是是宋，南明也不介意北方是姓朱姓李还是姓爱新觉罗。
尤其是媾和后的贸易能够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，而北伐拓土反而会给南方政府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，因此走“北府兵”路线的岳飞，必然会被南方财阀集团的代言人秦桧干掉。
而且，财阀执掌权柄之下半岛体育，一部分地区必然会先富裕起来，但是随后发达地区对内陆的商品倾销，会导致了国内出现巨大的贫富不平衡和农民破产，从而引发一系列的混乱，也给了北方各股力量入侵的机会。
纵观历史，财阀控制之下，南方的经济抽血使得北方经济崩溃，是宋元明清乃至北洋民国崩溃的根源。
所以，写到这里我们就会明白，为什么分税制和转移支付是中国9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两个制度，朱总理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家之一。